第二章ˉ明鄭至清代的開元寺
ˉ第一節ˉ「洲仔尾園亭」、「北園別館」、「承天府行臺」與海會寺
ˉ三、海會寺之創建
ˉˉ官方主導創建的海會寺前二年，還有一座官方主導創建的黃檗寺（庵），《臺灣縣志》記載： 「黃檗寺，康熙二十七年，左營守備孟大志建。三十一年，火。三十二年，僧募眾重建。」 註37 孟大志是「江南江寧府上元縣人，將材。康熙二十五年任；二十九年陞遷去任。」 他是接替前一任在康熙25（1686）年離任的韓進忠（福建漳州府漳浦縣人）之職位，而為左營守備。 註38 依《臺灣縣志》的說法，康熙27（1688）年時，黃檗寺已建，雖然31年遭祝融，但比海會寺建於康熙29（1690）年還早二年， 既然建後的黃檗寺與海會寺相隔僅數里，又是官員孟大志所建，身為總鎮的王化行為什麼在修建海會寺時會說臺灣 「惟少一梵剎」？或許關鍵出在「梵剎」二字。
ˉˉ比《臺灣縣志》還早二十餘年的《臺灣府志》（高拱乾修於康熙33年）不稱「黃檗寺」，而稱「黃檗庵」。 志載：「黃檗庵，在海會寺南數里。壬申（康熙31）年，災於火；歲癸酉（康熙32年），僧繼成募緣重建。」 註39 值得注意的是，募緣重建黃檗庵的僧繼成，同時也是列名康熙34（1695）年海會寺鑄成梵鐘「諸山鎮釘助緣和尚」之一， 註40 而繼成並不是志中和尚的法裔弟子，可見當時臺南地區還有其他僧侶在活動。
ˉˉ由於黃檗寺在高拱乾所撰志中並沒有載明建於何時，或許是黃檗寺的前身黃檗庵僅是一座小廟，非正式「梵剎」， 因為寺裡「前祀關帝、後祀觀音、三世尊佛」， 註41 很可能是孟大志的私人佛堂，或是與守備官兵共建的禮拜所。 如果比對康熙末年的「臺灣府古圖」【圖一】，當時海會寺已被標出但無黃檗寺，海會寺的南邊正是左營盤， 沒有任何居民房舍，與府治所在附近皆密佈民居無法相比。由於黃檗寺所在地是軍事重地，可推測它應屬於左營守備官兵祈福處。 清初軍人為湖北當陽供奉關帝的玉泉寺捐修，加拿大籍的學者蔔正民研究發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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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【圖一】康熙末年的「臺灣府古圖」 |
| ˉˉ最好設想軍官的慷慨與佛教的捐贈沒有多大關係，而是清初興起軍隊忠誠的崇拜性有關──關羽即是這種崇拜的化身。 軍官熱衷於利用玉泉寺禮儀的力量，作為顯示他們忠於新建的政權的方式， 同時也將軍隊等級的禮儀尊嚴提升到與文官享有的尊嚴相等層次──文官通過崇拜孔子達到這一點。 註42 |
ˉˉ本文一再強調，黃檗寺與海會寺附近皆是軍事重地，特別是黃檗寺。康熙31年「災於火」，這場火並不是管理不當的災情， 而是與天地會有關。馬子翊的〈臺陽雜興〉詩吟曰：「祆火曾焚黃檗寺，劫灰新撤赤崁樓」。 註44 乾隆10（1745）年至12年任巡臺禦史兼提督學政范咸的《重修臺灣府志》，收錄乾隆3（1738）年臺邑舉人陳輝的 〈鎮北門晚眺〉詩雲：
| 煙籠竹樹接沙洲（北門外，北接洲仔尾），夕照橫波海氣浮。 樵子唱回雲影路，戍人吹動角秋聲（北門外有校場）。 僧歸廢寺鐘尚寂（城外有黃檗寺），燕喜澄潭水不流。 註45 |
ˉˉ根據前述，第一任臺廈周昌在康熙25年的「結亭築室」之後，在29年改建為海會寺前已成「廢舍」， 可見4、5年間都沒有人去照顧這片園林宅第，何以至此？前述這座洲仔尾園亭正式名稱是「承天府行臺」， 是鄭經「當年黃幄」之處，或許是帶有某種政治意涵，在動輒得咎的情況下，改建為寺，也許是最好的選擇。 鄭經四十歲時死於「承天府行臺」，雖然之前「承天府行臺」是其退閒遊樂之所， 國政已交鄭克
監國，但是畢竟鄭經還是整個東寧的中心人物，
當時尚不滿四十歲，鄭經持續發號施令仍屬必然。
這樣一所具有政治意涵的行臺，清代來臺最高管理者，任誰入主其間，恐怕都不恰當，為避免不必要的麻煩，
或許只有成為「出世」、「與世無爭」的佛教道場，才可免去政治解讀或政治操作，
其情況和寧靖王朱術桂的故宅被改為天后宮應是如出一轍。ˉˉ其實，海會寺前身承天府行臺的敏感政治意涵，在歷朝的官宦士紳眼中特別突出，誠如前述， 齊體物詠海會寺的「當年黃幄爾徒為，梁塵尚逐梵音起」。武進士，康熙44（1705）年來任的道標守備婁廣的〈海會寺〉吟曰：
ˉˉ此地當年擬館娃，蜃樓海市霸圖賒。
ˉˉ王孫已去遺芳草，宮院誰來掃落花。 註47
乾隆3（1738）年臺灣舉人陳輝的〈海會寺次壁間韻〉吟：
其一
ˉˉ古寺鐘敲天境外，圖霸空剩舊雕楹。 註48
其二
ˉˉ〈春日遊海會寺〉
ˉˉ尋春莫問懽娛事，罷業興亡總是空。 註49
乾隆年間的歲貢李欽文題〈海會寺〉詩云：
ˉˉ休問當年衰盛事，於今長見老僧閒。 註50
即使到了嘉慶年間，有章甫者吟〈春遊海靖寺〉云：
ˉˉ北園夢斷縈花蝶，東海歸來貯鉢龍。 註51
ˉˉ用「霸圖」、「王孫」、「圖霸」、「衰盛事」、「北園夢斷」等高度政治意旨與高度佛教象徵的 「宮院」、「古寺」、「老僧」、「鉢龍」相對比，正好說明總鎮王化行與臺廈道王效宗當年建寺的考量心態。 上述詩偈的作者皆橫跨康熙、乾隆、嘉慶三朝官宦士紳，他們皆作如是觀，足見海會寺倡建有「去鄭氏王業」在臺民心中的企圖。
ˉˉ臺灣鎮總兵的王化行提議改建為寺，獲得第二任臺廈道兵巡王效宗許可，聘請志中禪師為第一任住持，情況是：
| 會有僧志中者，自齠齔之年，皈依沙門，秉靈慧之聰，函松風水月之味，從江右雲遊來，聞其事願募緣成之。 於是同人各捐俸資，補葺門楹，重整桓宇，妝塑佛像；始於庚午（按：康熙29年，1690）八月七日， 成於明年四月八日，名曰海會寺。 註52 |
ˉˉ首先，康熙22（1683）年8月，鄭氏降清後的同年底，清廷頒布了〈編查流寓六部處分則例〉， 規定漢人的「流寓之民」如果沒有妻室和產業，必須遣送回大陸原籍，不准留在臺灣，而有妻室自願留在臺灣者， 必須向官府註冊登記，而罪犯無論是否有妻室，一律押送回籍治罪。 註55 更嚴重的是，翌年施琅建議清廷頒布渡臺禁令三條。 第一，欲前往臺灣者，必須先在原籍向官府申請，由地方官轉知分巡臺廈兵備道、臺灣海防同知，獲批准後才能渡臺。 第二，不准攜家帶眷，渡臺後亦不准把家屬接來同住。第三，粵地向為海盜淵藪，禁止粵民渡臺。 其中第三條在施琅於康熙35（1696）年過世後取消，其餘二條時嚴時鬆，直到光緒元（1875）年才正式取消。 註56 因此可知，海會寺的改建與梵鐘的募化，之所以以歷任在臺官宦為主，而非平民百姓，是可以想見的，而這也和大清律法有關。
ˉˉ而既然是官宦主導建寺與募鐘，特別是被譽為全臺最古的海會寺梵鐘，從志中禪師閉關募緣凡三年， 在康熙34年1月由其弟子福宗鑄造完成。原本在官方的資助下，一口鐘的鑄造應該可以儘速完成，可是卻歷時三年， 其原因為何？和〈編查流寓六部處分則例〉及渡臺禁令一樣，清廷治理臺灣，清廷擔心的是臺民的叛亂， 因此頒布了銅鐵禁輸臺郡， 註57 所以無論這口鐘是鑄於臺灣，或是從大陸鑄好運來，應該都會受到影響。
ˉˉ志中禪師坐關三年，出關偈經鳳山縣知縣閔逵記於鐘銘：
獨坐釘關結善緣，募鐘立願利人天；
一聲擊出無邊界，同種功德億萬年。
ˉˉ閔逵所題鐘銘除上偈，還謂：「此是志公和尚出關偈，為臺灣諸剎出第一手眼也。知鳳山縣事閔逵謹識。 泉州府僧行和，海會寺開山第一代坐關募緣鑄鐘重一千六百觔」，鐘銘並有「當代住持僧福宗」字樣。 註59 志中禪師的弟子除了福宗（號竺庵）之外，還有福珀、福儀、福祥三位，而福宗所傳的弟子計有 祥慶、祥雲、祥光、祥共、祥正（函？）等人，同時為「諸山領釘勸緣和尚」 記在鐘銘上的還有心常、募雲、本空、日珠、智生、敬本、文遠、何實修、潘門馬氏等人。 註60
ˉˉ志中禪師於康熙28年來臺，為北園改建募化，寺成被聘為海會寺首任住持，尋即閉關三年， 註61 將住持之位交給弟子福宗。 志中禪師應該不是隻身來臺，至少「福」字輩的四位弟子是少不了的，甚至有可能徒孫輩的五位弟子也是一道前來， 其原因就在他為募鐘坐關三年。坐（閉）關是足不出戶，自己在獨居室參修，既然是禁足，就表示外出募化必須假手他人。 又由於臺灣當時經濟及人口條件不佳，故不能排除弟子回大陸募化，這也就是在募鐘鑄成後，鐘銘上一併刻有其弟子名錄的原因。 另外，志中禪師與徒子徒孫來臺，照理應該可以獨立建寺，可是卻是與臺灣鎮總兵王化行、第二任臺廈道兵巡王效宗合作。 深究其原因有二，一應是和大清律法有關。根據〈大清律•私?庵院及私度僧道〉規定：
| ˉˉ凡寺觀庵院，除先年額設現年處所外，不許私自刱建增設，違者杖一百，僧道還俗，發邊充軍。 若僧道不給度牒，私自簪剃者，杖八十。若由家長，家長當罪，寺觀住持及受業師私度者與同罪，並還俗入籍當差。 註62 |
ˉˉ綜觀清初臺灣的佛教界，絕大部分都是從大陸來臺住持現成的寺廟宮觀，而非自行創建，在臺灣佛寺少、宮觀多的情況下， 僧人住在媽祖宮、關帝廟也屬不得已。 註64 由於清律嚴禁私自創設寺院，志中禪師師徒一行成為官員建寺的助緣， 所以王化行的〈始建海會寺記〉才會說：「沙門者，弱門也。佛法雖大，王法衛之。…是以入世制之以王法，出世超之以佛法。 顯微之旨，殊途同歸。」 註65 出家人無法自我保護，必須依賴王法保護，王化行說的很清楚。 整個清代治理下的臺灣，未見有一處傳戒發送戒牒的道場，更遑論清初一切尚未就序的臺灣府、縣。 臺灣府縣在清初沒有受戒或發送戒牒的道場，加上大清律又禁私度，很可能志中和尚應是與眾弟子一同雲遊應聘前來。
ˉˉ第二個原因，是否有足夠信仰人口的問題。海會寺（開元寺）建於康熙29年，《臺灣府志》卷5，〈賦役志•戶口〉， 關於臺灣府與臺灣縣的戶口及人數記載如下：
| ˉˉ臺灣府：國朝康熙二十二年，臺灣始隸版圖。通計府屬，實在戶一萬二千七百二十七，口一萬六千八百二十； 另八社土番，口三千五百九十二（在鳳山縣屬，計男女丁口徵米）。康熙三十年，奉文編審：新增口六百三十，戶仍前。 臺灣縣：實在戶七千八百三十六，口八千五百七十九；另澎湖口五百四十六。 康熙三十年，知縣王兆陞編審：新增口四百四十一（附縣四百一十二，澎湖二十九），戶仍前。 註66 |
| ˉˉ然統臺郡三邑之人民計之，共一萬六千餘丁，不及內地一小邑之戶口；又 男多女少，匹夫猝難得婦，生齒奚能日繁？地廣人稀蕭條滿眼，蕞爾郡治之外，南北兩路，一望盡綠草黃沙，綿邈無際。 故郭外之鄉不曰鄉，而總名之曰「草地」。所居之屋…無木梁瓦蓋…男女無完體之衣…蓋緣地瘠而民貧，民貧而俗陋…。 註69 |
ˉˉ以下（表二）據鄭喜夫〈清代在臺僧人錄（初稿）〉整理康熙年間臺灣府、縣寺廟宮觀的僧人：
| （表二）：「康熙年間臺灣府、縣寺廟宮觀僧人」 | 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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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（資料來源：鄭喜夫，〈清代在臺僧人錄（初稿）〉，《臺灣文獻》第41卷2期） | 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
ˉˉ不過，海會寺的維持至少在清中葉之前，都是依賴寺田為香燈，這和它所處的地理位置有關， 與黃檗寺一樣都處於兵營所在的軍事重地。捐建海會寺的主要都是官宦階級，因為是軍備要地，一般平民自不能輕易靠近， 要靠官方來維持運作，或許常住僧眾可以出外募緣，但是常民生活不易，在康熙33年的情況是「田園皆平原沃野，歲僅一熟； 非凶年，可以無饑。三邑之民，務本之外，牽車服賈而已，揚帆濟渡而已。…鄉村所居之屋，皆誅茅編為之；無土木鞏固之安， 有水火盜賊之虞。」 註71百姓生活困苦，恐怕也是資助有限，所以海會寺賴寺田為香燈（像彌陀寺、法華寺也都有寺田為香燈），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的結果。